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必须守正，为何中医药大学或院校只招理科生？

              访中医药战略科学家杨俊耀

中医大学或院校将只理不招文就是犯了一个非常严重错误，其实质就是在严重的抹杀中医思维，违背了中医立法遣方的旨意；是把“治人”的中医学沦落为“治病”的医学，是对中医的糟蹋，是阻碍甚或说是破坏中国传统医药事业向正确方向发展的错向标，也终久是会把中医学引上一条不归路。

中医发展中的乱象是人尽皆知的，几十年来，虽然国家天天喊振兴中医，但中医不仅没有任何的起色，相反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倒退。

首先，古代中医的许多理论与治法的奥秘，现代人尚无法破解，用现代病理药理揣测古代医理病机，大多是闭门造车，驴唇不对马嘴。如果非的要用现代的尺度去判定古代的是非，把真正的精华当成糟粕抛弃，则哪些人他们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其次，哪些人不晓不懂中医药的量效关系。一是不明疾病的动态性与具有它的时代属性，因而否定传统中医药学的合方、复方、大方的临床疗效，不晓一虎难敌群狼，而是抱残守缺，简单机械的用单方、验方及所谓的秘方；二是不知壮火食气，少火生气，而是拥兵自重临床见症只会机械性的进行叠加堆积用药，却认识不到中国传统医药学的双向调节性和多靶点效应性。

再则，哪些人本就搞不明白生物药、药材、中药三者之间的本质不同，而是硬用现代西药学的模板，用评价化学药物、生物药物的所谓现代药理学来还原分析传统中医药学药材的基本属性而否定了中药的因低能化学反应而形成的复杂性与双面性甚或使原有性质被改变了的特性，以及就根本不懂得中国传统医药学的医与药材、药三者之间存在着差别性、关联性和不可脱离性。比如:“医为枪，药为弹，枪弹必须得合一”，药材是药材，药材不就全等于就是中药，好比，面粉、大米只能算是食材，而不能从市场拿回到家就认为它就是饭了。比如，把中药方制成西药片或胶囊的样子的确很方便，貌似是省掉了煮药的麻烦。但是，中药材的组合其原本就是一种低能的化学反应形式，是在煎煮的过程中让不同的药材之间进行各自的演变转化进而产生出复杂的意义来的。若是把中药材碾碎未或先一种一种先做成提取液，用的时候再勾兑，把中药制成象西药的样子，完全就是违背了中医药的制方原理的错误之举！其只不过是利用机器做了物理形态的改变，却美其名曰是在创新，但是象这样的创新不能算是真正的创新。

一个中药制剂真正值得人认可的价值，不在于做成了西药的模样，而是相关中医人根据古方化裁出临床用药时的开方能力。显然，把学术肯定的焦点和亮点聚中在所谓的新药模样上，而不是化裁古方的能力上，是不折不扣的本末倒置。创新这个词把中医药界的学术和教育已经害得很惨了，不符合中医药规律的创新本质上是自认为在创新的乱搞。

殊不知，中医的知识体系跟科学方法是相悖的，中医是道，道法自然。西医是科技，科技是在不断否定的路上。而哪些受西方现代医学影响的一小部分人却在高喊中医要科学化的口号，这种错误的思潮无非就是在打着科学的口号改造中医，将中医的辩证论治改造成生物化学理论而已。

比如在前一个时期，就有哪么一些人狂叫要将中医药搞成标准化、现代化、科技化、规模化的所谓要“四化”，其目的可能就是试图要大搞千人一方，万人一药。其实，这个所谓的“四化”无非而就是忽略了中医药学所独有的辨证分型论治这一基本特点及又是抹杀了中医药学配伍的复杂性和个体化差别的应变性。而是按照固定的成分、计量做成中成药，无差别的给所有病人对着症状选择服用，这样违背了中医的辨证论治和“三因制宜（因时、因地因人）”的基本原则。正确的治则治法应该是要结合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各地区的气候、人文环境等差异而接受不同的医治方式方法。

这里顺便插一句:若是论起祖国的传统医药学(其实大家平时习惯口头上称的中医药学，而仅非是单指中国的医药学，其实真正的是指中国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为内涵的医药学)和西方医药学中的现代医药学两者之比的科学性，其实中医药表现出来的科学才具有超强性，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除过外来暴力创伤所致的症征外，它几乎在针对每一个甚或相似相近的病症时都会有严谨的理论在作支撑，皆是建立在一套病因、病机、病理、病性、病势、预后以及愈后防瘥等多方位为一体的综合认识上做出应对的。而只能是以盲人摸象、碎片化看待人体与疾病并一直打着科学的旗号的西医的现代医学只能是一种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即“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定义繁多，内涵复杂，典型的是对科学技术盲目崇拜、过度乐观，视科学理论为绝对真理，将科学方法和科学价值无限外推。科学主义并非科学本身，也非科学精神，而是一种非理性的科学观，甚至就是个伪科学。

杨俊耀教授多年来，通过学习和观察发现从古至今的一些名家先贤们的临床思维踪迹，他们基本上都就是遵循着先有演绎，后有归纳，法惯“一元论”，从现象的不同组合来判断现象证候的特异性质，随之，建立一套病因、病机、病理、病性四位一体的综合认识。这种四位一体的综合认识就能深刻反映出中医药学超强的科学性，比如首先就仅拿中医的病机学来看，便略见一斑:

中医学的病机理论，是不断发展而日臻完善的：

1、《内经》对病机作了系统的阐述，《素问·至真要大论》列病机十九条，将临床常见的一些病证，从心、肝、脾、肺、肾五脏和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加以概括，起到执简驭繁的作用。《内经》十分强调正气在发病中的作用，认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病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遗篇·刺法论》。

2、隋代《诸病源候论》较全面地论述了多种疾病的病机，例如指出各种淋证共同的病机是“肾虚而膀胱热”，十分精当，至今对临床有指导意义。

3、晋代《脉经》和宋代《中藏经》以脏腑为中心，以虚、实为纲，归纳脏腑的病机。

4、唐代刘河间认为“六气皆能化火”，对病机理论都颇有发挥。

5、金代张元素丰富、发展了从脏腑寒热虚实探求病机的学说，并把药物的使用直接与脏腑病机联系起来，体现了理法方药的一致性。

6、此外，很多医家从临床着手，对病机有专题发挥，如李东垣著《脾胃论》，治病侧重升补脾胃之阳，叶天士阐发养胃阴的机理，李时珍、赵献可、张景岳、李梃等对命门的论述等，都不断丰富了病机的内容。

其次，从独具特色的中医学理论体系中，不难看出中药配伍的客观性、科学性尤其是其所独具有的与其相关药用的独特性。其次，从独具特色的中医学理论体系中，不难看出中药配伍的客观性、科学性尤其是其所独具有的与其相关药用的独特性。比如:

   1. 颈动脉斑块

颈动脉斑块形成，是与颈椎病相关的另外一种严重疾病，与颈动脉血流量过缓、不足密切相关。对中老年患者威胁很大，不适合做手术，目前有效的西药很少，斑块一旦脱落，很可能形成栓子，堵塞脑部血管，则导致中风，堵塞冠状动脉，则导致心肌梗死。许多西医内科医生视之为体内的“不定时炸弹”。

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增加、斑块形成是颈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表现。从中医角度讲，颈动脉粥样硬化病在血脉，病机关键在于血脉痹阻，与脉痹之“血凝而不流”相一致。现代医家多认为，本虚是颈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病理基础，治本应据患者自身特点，着重从心、肝、脾、肾论治，而血瘀作为发病的中心环节，活血化瘀应该贯穿治疗始终。 也就是说，颈动脉粥样硬化病机复杂，不能单一而论，临证应抓住疾病的主要矛盾，把握脉痹瘀阻的特征，辨明标本属性，明晰主症兼症，注意多种治法结合运用。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当代社会生活中，热毒成为人体重要的致病因素。环境变化，人体感受火热邪毒；饮食失常，饥饱失常，损伤脾胃，聚湿成痰，郁而化热；劳逸失度，动多静少，心阴暗耗，心火上炎；情志不遂，肝失条达，气郁化火，火热灼津耗气，气虚无力推动血行，津聚脉道不利，痰瘀之邪凝结成块而为斑块，症见面红目赤，口渴饮冷，烦躁失眠，大便秘结，小便短黄，舌质绛红且有瘀斑瘀点，苔少甚或无苔，脉细数等证候。

中医治疗此型病证之颈动脉斑块或心脏粥样硬化，当活血化瘀，软坚散结，但用寻常之品，往往力量不够，投峻猛之剂，则担心斑块脱落，形成栓子，造成更大的危害。所以在临床上有医者能够做到结合现代人易郁积化热、火毒内盛的体质特点，适时选用滋阴清热解毒的治法。选用以犀角地黄汤合银翘散方治之，临床验证该制剂有很好的增加颈动脉血流量的作用。那么，大家不妨看一下这个合方的药味组成，纵贯全方未见一味活血化瘀的药物存在，全仅只是滋阴清热解毒的药物配伍的。这是为什么？其实答案很明确:“犀角地黄汤”这个方剂原出自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温病条辨》里用它来凉血散血。方中犀角咸寒，清热凉血，现在用水牛角代替。这个方剂里的干地黄就是现在用的生地黄，它在方中的用量是一两（30g），在方中用量最大，吴鞠通说它的作用是"去积聚而补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去积聚"是指去血的现聚，也就是活血。干地黄不是活血药，它为什么能"去积聚"呢?是因为它补阴"，通过补阴而稀释血液，使血脉中积聚的瘀血消散。可见，大剂量的生地黄是作为散血药使用的。该方原论，风热毒邪郁于上焦肺卫当进而发展成热入血分，血热脉络瘀滞且成“人迎脉积”、“脉痹”之症即西医所谓的颈动脉斑块也。而该症征所在部位，也属于上焦之位。

接下来继续分析:在该证侯群所表现出来的其中之一的病理因素即瘀血，是因血热导致的瘀血，是热邪消耗血中津液，使血液粘稠凝聚的结果，若是不用补充血中津液的药物稀释血液，瘀血就不可能消散。所以必须在养阴生津，使血液稀释的基础上再用活血药推动血行，才能使瘀血消散。

通过以上分析和验证，不难看出生地黄在凉血散血活血化瘀的方剂配伍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及犀角地黄汤合银翘散加减化裁，便可起到让温毒败、让血分伏热使之从卫气这一轻清“透转”的方式而出的功效。

凉血的"凉"字，应是看作动词，就是指通过药物的作用使血液由热变凉，也就是清血热。散血的"散"字，也是要看成动词，是指使瘀血消散。活血的“活"字，也是使动词，是指使不能流动的血液恢复流动。同时，也提示医者，如果血液因热而粘滞形成瘀，如果不用养阴药而是用大剂量活血药去活血，很有可能导致加重出血的后果的。

2.中医治炎不全是清热解毒 温补清泄扶阳托毒庶可见

中医治疗炎症，并不等于中医所说的火证、热证，因此不能一概用清热解毒药进行治疗，而是:①当临床所见的慢性炎症，若气虚当补气，血虚当养血，阳虚当温阳，阴虚当养阴；②是当慢性炎症而呈现寒热错杂、虚实互见证者，用温补清泄、滋阴清热或扶阳托毒的机会就多；③因由水湿或湿热缠绵之久所致的炎症，在当今时代环境下，更是愈发明显，治则治法就当以利湿为主，因湿是炎的载体，又是能让(湿去)热孤难依；④中医中药治疗炎症之机理，并非就是直接针对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而是解除其病因，这种逻辑思维方式其实很早就存在了，比如在“银翘散”这个方剂中就已经突出的反映出来了。那么不妨来注意一下银翘散方的用量与煎服法

组成：连翘一两，银花一两，苦桔梗六钱，薄荷六钱，竹叶四钱，甘草五钱，芥穗四钱，淡豆豉五钱，牛蒡子六钱。

煎法：“上杵为散，每服六钱，鲜苇根汤煎。香气大出，即取服，勿过煮。”之所以“勿过煮”，是因为“肺药取轻清，过煮则味厚而入中焦矣”。

服法：“病重者，约二时一服，日三服，夜一服。轻者三时一服，日二服，夜一服。病不解者，作再服。”如此服用是非常重要的：“盖肺位最高，药过重则过病所，少用又有病重药轻之患，故便效仿普济消毒饮而创“时时轻扬法”则克胜之，更也正是吴氏‘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一语的最好体现。

从银翘散方的组成与煎法来看，原方的用量是相对偏小的，而这种用量的偏少，正是透射出立法制方者“小剂可以去实”的大智慧，可谓简单之及方为神奇。而当今的临床上，却有很多医生笔下的银翘散方用量是相对较大的，特别是患者的每次的服用量。为什么？原因可能是这类中医生在认识上受了现代药理学的影响而不能自拨，违背了原方创制者的初衷。通常这些受过现代药理学被洗脑的中医生便会认为，银翘散证多是由于细菌感染或病毒感染引起，银翘散方中，银花、连翘等药有广谱抗生素作用，在加减中加入板蓝根、大青叶等具有抗病毒作用的药物，这样组方就可以针对细菌或／和病毒感染引起的病症了。在一定程度上，剂量小，消炎、抗病毒力量也小；剂量大，消炎、抗病毒力量也大。于是，临证中，处方剂量就相对偏大，且自认为有足够的理论支持，其实这种所谓足够的理论支持，只是西医药学中的现代医药学里的药理学的理论支持，且这种理论支持正就是废医存药、医药分家的典型反映之一。类似的思维对很多中医临证者影响并不算小。不晓“小剂可以去实”，而是随意去加大剂量，不但不会提高疗效，反而会延长疗程的！

3.高血压

高血压是当今社会最常见危害人类健康最大的慢性疾病中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之一。中医治疗多从肝肾或痰瘀入手，高血压“病”古今文献、临床医案尤其是多责之于肝风，然肝风上扰。然而，责不仅只是肝阳上亢、内风上扰所为，其实肝风之所以内动上扰乃阳明首当其冲，肝木失于疏泄，则脾土壅滞，湿热内生。临床上用镇肝熄风汤以取平肝潜阳虽有效但也只不过是取权宜之计，仅只是在治标，而选用葛根芩连汤加减化裁，清解脾胃之湿热，使脾胃气机畅通，升降复常，则肝风易于平熄，方是贵在治本。实验研究表明，在葛根芩连汤的配伍中，就葛根一味，具有改善脑循环及外周循环的作用，方中之所以重用葛根，有欲降先升之意。然而，象高血压、高尿酸、高血糖、各种痛疼、顽固性失眠等等，从严格意义上讲，谓之高血压病、糖尿病、疼痛病……等等是错误的命名，正确的提法应该是以“xxx症(状)"称之为准。

就高血压一证，不妨再举例另一类证型之高血压症治疗方法来说， 临床上如果是遇到了因心阳不振，寒水上冲，阴霾弥漫，清阳被蒙，反用滋阴平肝，以助寒水，会久病不愈的 ，若是立法遣方用苓挂术甘汤治之则效如桴鼓。不止有医者会言:桂技辛甘而温，多数医家认为其能升高血压，岂敢反用也？答曰:高血压症的出现与存在并不都是肝阳的病证，绝对不可认为高血压症即是肝阳上亢病证唯一，本证如用平肝潜阳法治就会不效或加剧，就在于原本是心阳不振，寒水上冲，阴霾弥漫，反用滋阴平肝，以助寒水，方造成久病不愈之误。另外，在患不同病证的人群中，便存在着气血亏虚、肾精不足、痰湿中阻等各自不同类型的体征与证候，体征证候虽然不尽相同，但也却同时会表现出高血压症状来的，而绝非肝风上扰那个肝脏在站台唱独角戏，其他脏腑功能失调同样亦为因且还会是其主因。但是，象通过温阳散寒予以麻、桂、葛根为君的方药来治疗高血压的并不多见，究其原委，乃是西医药学闯入中国后，一部分人仅拿现代药理学研究的方法去套路单味的中药材(其实中药与中药材是两者之间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概念)，结果就错误的认为麻、桂、葛根会升压，且现代药理已成定论，近百年来已列为脑血管病禁区，哪么绝大多数既是真正的中医人他们在实际临床中明知麻、桂、葛根等味药材方配伍用之效如桴鼓，但却因明哲保身之念而绕道不敢用麻、桂、葛根之属，久而久之，形便成了陋习惯俗。

麻、桂、葛根等味药材用之降压，现代斥其非，实是不知汗法可以消除溢血、充血之水肿。人本一体，表里同气，表气闭塞则里气逆乱，表气通则里气和。中医药有双向调节效能，是通过调燮整体气机而治疗局部疾病。汗法之奥妙，并不单在一个“汗”字，麻黄可以通利九窍，宣通脏腑之气。从该证型所表现出的病机看，由于寒袭太阳之表，玄府闭塞，寒邪郁勃于内，气机逆乱上冲。邪无出路，遂致攻脑、攻目。邪之来路，即邪之出路，随着汗出，表闭一开，邪从外散，肺气得宣，水道得通，小便得利，郁结于大脑及眼底之瘀血、水肿亦随之而去，脑压迅速复常。

实际临床中，有担当的中医师会坚持用中医药人的思维和观点，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来治疗高血压，并取得很好的疗效，很重要一点就是对寒邪致病的灵活理解与大胆运用！其遵循的理论依据是:寒客于肌表，可以温散;寒客于血脉亦可以温散;纯阳虚而致阴寒内生亦可温散。寒主收引，血脉被寒所克，拘挛不舒，自然引起血压升高。应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温阳散寒，阳气得复，阴寒得散，血脉舒展，血压自然下降。至于其并症合症象头懵，小腿酸等等，乃是寒凝筋脉导致筋脉不舒所致。寐不安，阳气不能"精则养神"也。收尾巩固时又加吴茱萸，暖肝之阳气(从古至今肝无虚证、寒证，观念亦非正确)实亦助肾之阳气，"肝肾同源"不仅体现在"精血同源"阴的方面，也体现在阳气的相互助用上。这正是溯本求源，灵活应用中医传统理论，去认识现代的常见病或疑难杂症，并凭借脉诊加以识别区分，辨明证型，即使再新再复杂的疾病，中医亦可以依法施治。

通过上述所列的几个临床疗效的验证，就足可以说明中(医)药≠中药材≠生物药；三者之间概念大不相同。

概中药疗效之所以难解读，就是因为太复杂！一个化学药只是一个单体，可通过单靶点起到某种明确的治疗效果，而中药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一味中药本身就是包含了几十种甚至上百种成分的复杂物质，临床常用的中药复方往往囊括十几味甚至几十味中药，在煎煮过程中，各种成分相互作用，又会产生新的复合物、络合物等。一服中药汤剂进入人体后，会进行非常复杂的代谢过程，并多靶点地作用于人体。解读这个过程比解读化学药疗效要艰难很多倍。

中药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成分上，更体现在理论上。离开了中医理论，中药就失去了灵魂，中医理论主张遣药组方，“君臣佐使”是基本理论，每一味中药“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属性是构成功效作用的物质基础。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方剂中的每一味中药都处于变化之中，它们在不同配伍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发挥着不同作用。比如芍药在数以百计的处方中应用，它作君药时的起效机制与作臣药时完全不同，研究芍药的功效，不仅要研究它的主要起效成分，还要关注它在不同方剂中所处的不同地位。

再比如当归:其在中医方剂中充当的角色就好比是中国现代语言文句中的副词“的”；中药组方用方无非就是一种低能的化学反应过程。

比如，就拿用于主治因“肺肾虚寒，水泛为痰，或年迈阴虚，血气不足，外受风寒，咳嗽呕恶，多痰喘急等症，神效”的金水六君子煎来说，当归本无补益肾精功用，何来补肾之说呢？其实从张景岳对当归药用的论述中可以知道，当归药性灵动，可随补而补，如人参养荣汤中所用；随攻而攻，如当归芍药散中所用；随气则气，如补中益气汤中所用；随血则血，如四物汤中所用，故当归誉助主药以建功。在金水六君子煎这个方中，当归、熟地，二者相合便是贞元饮，能补益肾中阴精，固元救逆。此处当归佐助熟地生精补血，是为臣药。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当归主咳逆上气”，苏子降气汤中也使用当归，当归可使耗散上逆之气收敛肃降。

从上两例两味中药材的不同配伍中的多种“身份”的转换，就可管窥蠡测到中药方及中药材的复杂性，这也正是其魅力所在。不难说明正是因为中药材在遣药组方时的可千变万化，中医治病才能实现个性化诊疗。

解读清楚中药疗效还必须研究病症、证候等基本概念，因为中药方是针对某种疾病、某个证候开的，所以研究“证—方”“病—方”对应关系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解读中医药理论内涵也成了研究中药疗效的重要内容。

为何社会上会流传有这样的一句话:“西医明明白白地把人给治死；中医糊里糊涂地却把人给救活了”？其实，我个人认为这句话不全是对的。如果是从本质上来看来讲，是因为中西医源自不同的文化土壤，属于不同的科研范式。传统中医药自身的研究方法其实早已把中药疗效说得已经井井有条、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了，而只是让当代当今的现代人听不清楚，搞不明白而己。原由之一，即现代科学技术不是为中药研究量身定制的；原由之二，但在辨证治疗的同时，不能忽视辨病治疗，应在辨证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疾病的发生、演变规律、发展态势、具体临床表现，在主方的基础上给予加减化裁运用，以使治疗更具有针对性。如:四妙散，在治疗痛风时，可加用渗湿泄浊之品；在治疗脉痹证加用通经活络之品；在治疗黄带加用补肾固冲之品等。正如一些“明医”圣贤所说:临证治病，当详细辨证，对病机了然于心，然后据此开出主方主药，再根据疾病演变规律，具体临床表现，给予加减运用，切不可死守成方，胶柱鼓瑟，贻误病情

那么不禁有人会问:哪有“明医”？“名医”又是怎样炼就成的？殊不知，由于有着几千年历史的祖国传统医药学不仅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也是在多学科的交互与渗透的基础上发展的，其独特的理论体系是医理与哲理的有机统 一，是历代诸子百家学说精华的汇集与升华。亦就是说，任何一门学问都不孤立的，而是相互渗透，互相启发，甚或互相移植的。同样，研习中医药学，必须除研读医著之外，也应涉猎文、史、哲、数、理、化、天文、地理及其它科的边缘科学，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博学笃行、深思善究，在基础宽广而扎实的基础上，才能有高深的学术造诣，才能厚积薄发，才能高屋建瓴，才能由博返约，才能由通而专。

当然了，历史与现实毕竟是有很大差别的，由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之近百年来国内外环境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疾病谱也随之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那么，在遵循和和重视中医学的整体辨证观念时，更是要关注和抓住病证的特异性、可变性、交叉性、夹杂性、非典型性五性。在针对“多病杂陈”的临床应对时，要能够辨明和区分其形成所存在层次，其中有先后之分，主从之别，分清演化发展的源流；二是以辈数冠名，皆在标示出这类方剂的组方法则、药味变化、功能主治以及方证相应的一般原则，有着一致性和共同性，并突出基础方的整体性、系统性。三是在针对“多病杂陈”时，要明白其病机必然复杂，不能用简单的病机术语来概括；由原方病到继方病变的过程，分出各个子项与多及复合证来，即经纬网式的结构层次以及因不同体质的定向演变性丶易去性丶从化性……。

至于如何才能认识到、掌握好、运用好以上三点？这是我手捧《，去求询了他老人家。老人家告诉我，在其所著《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已经指出:"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另外，再重新回阅了几次《素问.至真要大论》，在论中找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所以明善恶之殊贯也……调气之方，必别阴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内者内治，外者外治，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汗之，下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谨道如法，万举万全，气血正平，长有天命。"就是说治疗复杂疾病，不但要注意大的原则，而且要注意方法。前用诸方之所以不效，就在于未在抓主证的同时兼顾其他方面，在于处方上缺乏所谓的节奏，缺乏君臣佐使的配合。

最后总结一下:由于祖国医学的精华和历代医学的丰富治验存在于浩瀚的医学医典著作中，这些经典医学，年代久远，文字古朴，词意深奥，语法复杂，若无扎实的古文学基础，就难以登堂入室，领会经旨，掌握其要。

从本世纪初始，为研究中药如何整体调节人体状态，有学者引入了源自系统生物学理论的代谢组学技术，后来，又学者提出了中药代谢标志物和中药质量标志物等概念和理论，不断结合代谢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网络药理学等新技术来研究中药。然而，但本质上是因为中西医源自不同的文化土壤，属于不同的科研范式。其结局就象是一道铁轨，一轨二平行线，不会有交叉点。欲要相结合并用以来改造中医药，不仅是徒劳不说，反而把中医药祸害的遍体鳞伤。